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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和鬼的问题(杨绛先生讲的灵异故事)  

2016-02-24 11:41:09|  分类: 奇闻异事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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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:杨绛,生于1911年,钱钟书先生的遗孀(杨绛先生被钱钟书先生评价为“最贤的妻、最才的女”),著名作家、翻译家、外国文学研究家,主要文学作品有《洗澡》、《干校六记》,另有《堂吉诃德》等译著,2003年出版《我们仨》,96岁高龄时推出一部散文集《走到人生边上》。在这本《走到人生边上》中,杨绛先生开始通过对宗教、鬼神、命理等问题的思索,向自己,也是向所有人,拷问人生的价值并探寻生命的秘密。先生的文字,除去96年人生阅历的厚重沉淀,诚如婴儿般纯洁和真挚,一如先生自己。
神和鬼的问题(杨绛先生讲的灵异故事) - kong2011 - kong的网易博客
 
         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,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、不同程度的效益。好比香料,捣得愈碎,磨得愈细,香得愈浓烈。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,到最后才发现:人生最曼妙的风景,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……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,到最后才知道:世界是自己的,与他人毫无关系。——杨绛

        我认识一个二十多岁农村出生的女孩子。她曾读过我记的《遇仙记》【注1】,问我那是怎么回事。我说:“不知道,但都是实事。全宿舍的同学、老师都知道。我活到如今,从没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样。”她说:“真的,有些事,说来很奇怪,我要不是亲眼看见,我决不相信。我见过鬼附在人身上。这鬼死了两三年了,死的时候四十岁。他的女儿和我同岁,也是同学。那年,挨着我家院墙北面住的女人刚做完绝育手术,身子很弱。这个男鬼就附在这女人身上,自己说:‘我是谁谁谁,我要见见我的家人,和他们说说话。’有人就去传话了。他家的老婆、孩子都赶来了。这鬼流着眼泪和家里人说话,声音全不像女人,很粗壮。我妈是村上的卫生员,当时还要为这女人打消炎针。我妈过来了,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——叫什么‘人中’吧?可是没用。我妈硬着胆子给她打了消炎针。这鬼说:‘我没让你掐着,我溜了。嫂子,我今儿晚上要来吓唬你!”我家晚上就听得哗啦啦的响,像大把沙子撒在墙上的响。响了两次。我爹就骂了:‘深更半夜,闹得人不得安宁,你王八蛋!’那鬼就不闹了。我那时十几岁,记得那鬼闹了好几天,不时地附在那女人身上。大约她身子健朗了,鬼才给赶走。”
        在“饿死人的年代”,北京居民只知道“三年自然灾害”。十年以后,我们下放干校,才知道不是天灾。村民还不大敢说。多年后才听到村里人说:“那时候饿死了不知多少人,村村都是死人多,活人少,阳气压不住阴气,快要饿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,又哭又说。其实他们只剩一口气了,没力气说话了。可是附上了鬼,就又哭又说,都是新饿死的人,哭着诉苦。到天亮,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。”
        鬼附人身的传说,我听得多了,总不大相信。但仔细想想,我们常说:“又做师娘(巫婆)又做鬼”,如果从来没有鬼附人身的事,就不会有冒充驱鬼的巫婆。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亚的话:这个世界上,莫名其妙的事多着呢。
        《左传》也记载过闹鬼的事。春秋战国时,郑国二贵胄争权。一家姓良,一家姓驷。良家的伯有骄奢无道,驷家的子皙一样骄奢,而且比伯有更强横。子皙是老二,还有个弟弟名公孙段附和二哥。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。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将官驷带把伯有杀了。当时郑国贤相子产安葬了伯有。子皙擅杀伯有是犯了死罪,但郑国的国君懦弱无能,子产没能够立即执行国法。子皙随后两年里又犯了两桩死罪。子产本要按国法把他处死,但开恩让他自杀了。伯有死后化为厉鬼,六七年间经常出现。据《左传》,“郑人相惊伯有”,只要听说“伯有至矣”,郑国人就吓得乱逃,又没处可逃。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间,有人梦见伯有身披盔甲,扬言:“三月三日,我要杀驷带。明年正月二十八日,我要杀公孙段。”那两人如期而死。郑国的人越加害怕了。子产忙为伯有平反,把他的儿子“立以为大夫,使有家庙”,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现了。郑子产出使晋国。晋国的官员问子产:“伯有犹能为厉乎?”(因为他死了好多年了。)子产曰:“能”。
        他说:老百姓横死,鬼魂还能闹,何况伯有是贵胄的子孙,比老百姓强横。他安抚了伯有,他的鬼就不闹了。
        我们称闹鬼的宅子为凶宅。钱锺书家曾租居无锡留芳声巷一个大宅子,据说是凶宅。他叔叔夜晚读书,看见一个鬼,就去打鬼,结果大病了一场。我家一九一九年从北京回无锡,为了找房子,也曾去看过那所凶宅。我记得爸爸对妈妈说:“凶宅未必有鬼,大概是房子阴暗,住了容易得病。”
        但是我到过一个并不阴暗的凶宅。我上大学时,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个同班女友是常熟人,家住常熟。一九三一年春假,她邀我们游常熟,在她家住几天。我们同班有个男同学是常熟大地主,他家刚在城里盖了新房子。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,他特来邀请我们三人过两天到他新居吃饭,因为他妈妈从未见过大学女生,一定要见见,酒席都定好了,请务必赏光。我们无法推辞,只好同去赴宴。
       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。阳光明亮,陈设富丽。他妈妈盛装迎接。同席还有他爸爸和孪生的叔叔,相貌很相像;还有个瘦弱的嫂子带着个淘气的胖侄儿,还有个已经出嫁的妹妹。据说,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。那天想必是挑了“宜迁居”的黄道吉日,因为搬迁想必早已停当,不然的话,不会那么整洁。回校后,不记得过了多久,我又遇见这个男同学。他和我们三人都不是同系。不常见面。他见了我第一事就告诉我他们家闹鬼,闹得很凶。嫂子死了,叔叔死了,父母病了,所以赶紧逃回乡下去了。
        据说,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体育场,没知道原先是处决死囚的校场。我问:“鬼怎么闹?”他说:“一到天黑,楼梯上脚步声上上下下不断,满处咳吐吵骂声,不知多少鬼呢!”我说:“你不是在家住过几晚吗?你也听到了?”他说他只住了两夜。他像他妈妈,睡得浓,只觉得城里不安静,睡不稳。春假完了就回校了。闹鬼是他嫂子听到的,先还不敢说。他叔叔也听到了。嫂子病了两天,也没发烧,无缘无故地死了。才过两天,叔叔也死了。他爹也听到闹,父母都病了。他家用男女两个佣人,男的管烧饭,是老家带出来的,女的是城里雇的。女的住楼上,男住楼下,上下两间是楼上楼下,都在房子西尽头,楼梯在东头,他们都没事。家里突然连着死了两人,棺材是老家账房雇了船送回乡的。还没办丧事,他父母都病了。体育场原是校场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传来的。他妹妹打来电话,知道父母病了,特来看望。开上晚饭,父母都不想吃。他妹妹不放心,陪了一夜。他的侄儿不肯睡挪入爷爷奶奶屋的小床,一定要睡爷爷的大床。他睡爷爷脚头,梦里老说话。他妹妹和爹妈那晚都听见家里闹鬼了。他们屋里没敢关电灯。妹妹睡她妈妈脚头。
        到天亮,他家立即雇了船,收拾了细软逃回乡下。他们搬入新居,不过七八天吧,和我们同席吃饭而住在新居的五个人,死了两个,病了两个,不知那个淘气的胖侄儿病了没有。这位同学是谨小慎微的好学生,连党课《三民主义》都不敢逃学的,他不会撒谎胡说。
        我自己家是很开明的,连灶神都不供。我家苏州的新屋落成,灶上照例有“灶君菩萨”的神龛。年终糖瓜祭灶,把灶神送上天了。过几天是“接灶”日。我爸爸说:“不接了。”爸爸认为灶神相当于“打小报告”的小人,吃了人家的糖瓜,就说人家好话。这种神,送走了正好,还接他回来干吗?家里男女佣人听说灶神不接了,都骇然。可是“老爷”的话不敢不听。我家没有灶神,几十年都很平安。可是我曾经听到开明的爸爸和我妈妈讲过一次鬼。我听大姐姐说,我的爷爷曾做过一任浙江不知什么偏僻小县的县官。那时候我大姐年幼,还不大记事。只有使她特别激动的大事才记得。那时我爸爸还在日本留学,爸爸的祖父母已经去世,大伯母一家、我妈妈和大姐姐都留在无锡,只有爷爷带上奶奶一起离家上任。大姐姐记得他们坐了官船,扯着龙旗,敲锣打鼓很热闹。我听到爸爸妈妈讲,我爷爷奶奶有一天黄昏后同在一起,两人同时看见了我的太公,两人同时失声说:“爹爹喂”,但转眼就不见了。随后两人都大病,爷爷赶忙辞了官,携眷乘船回乡。下船后,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。
        这件事,想必是我奶奶讲的。两人同时得重病,我爷爷未及到家就咽了气,是过去的事实。见鬼是得病还乡的原因。我妈妈大概信了,我爸爸没有表示。
        以上所说,都属“怪、力、乱、神”之类,我也并不爱谈。我原是旧社会过来的“老先生”——这是客气的称呼。实际上我是老朽了。老物陈人,思想落后是难免的。我还是晚清末代的遗老呢!
        可是为“老先生”改造思想的“年轻人”如今也老了。他们的思想正确吗?他们的“不信不迷”使我很困惑。他们不是几个人。他们来自社会各界:科学界、史学界、文学界等,而他们的见解却这么一致、这么坚定,显然是代表这一时代的社会风尚,都重物质而怀疑看不见、摸不着的“形而上”境界。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,是更加偏离“形而上”境界,也更偏重金钱和物质享受的。他们的见解是否正确,很值得仔细思考。
        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,按照合理的规律,合乎逻辑的推理,依靠实际生活经验,自己思考。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,发现问题,解答问题;能证实的予以肯定,不能证实的存疑。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,看能探索多远。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,无党无派,也不是教徒,没什么条条框框干碍我思想的自由。而我所想的,只是浅显的事,不是专门之学,普通人都明白。
       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,向后看看,也向前看看。向后看,我已经活了一辈子,人生一世,为的是什么呢?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。向前看呢,我再往前去,就什么都没有了吗?当然,我的躯体火化了,没有了,我的灵魂呢?灵魂也没有了吗?有人说,灵魂来处来,去处去。哪儿来的?又回哪儿去呢?
(注:以上文字内容节录自杨绛先生《走在人生边上》之“神和鬼的问题”)
【注1】 遇仙记
        事情有点蹊跷,所以我得把琐碎的细节交代清楚。
        我初上大学,女生宿舍还没有建好。女生也不多,住一所小洋楼,原是一位美国教授的住宅。我第一年住在楼上朝南的大房间里,四五人住一屋。第二年的下学期,我分配得一间小房间,只住两人。同屋是我中学的同班朋友,我称她淑姐。我们俩清清静静同住一屋,非常称心满意。
        房间很小,在后楼梯的半中间,原是美国教授家男仆的卧室。窗朝东,窗外花木丛密,窗纱上还爬着常青藤,所以屋里阴暗,不过很幽静。门在北面,对着后楼梯半中间的平台。房间里只有一桌两凳和两只小床。两床分开而平行着放:一只靠西墙,床头顶着南墙;一只在房间当中、门和窗之间,床头顶着靠门的北墙。这是我的床。
        房间的门大概因为门框歪了,或是门歪了,关不上,得用力抬抬,才能关上。关不上却很方便:随手一带,门的下部就卡住了,一推或一拉就开;开门、关门都毫无声息。钥匙洞里插着一把旧的铜钥匙。不过门既关不上,当然也锁不上,得先把门抬起关严,才能转动钥匙。我们睡觉从不锁门,只把门带上就不怕吹开。
        学期终了,大考完毕,校方在大礼堂放映美国电影。我和淑姐随同大伙去看电影。可是我不爱看,没到一半就独自溜回宿舍。宿舍的电灯昏暗,不宜看书。我放下帐了。熄了灯,先自睡了。
        我的帐子是珠罗纱的,没有帐门;白天掀在顶上,睡时放下,我得先钻入帐子,把帐子的下围压在褥子底下。电灯的开关在门边墙上,另有个鸭蛋形的“床上开关”,便于上床后熄灯。这种开关有个规律:灯在床上关,仍得床上开,用墙上的开关开不亮,我向来比淑姐睡得晚,床上开关放在我的枕边。不过那晚上,我因为淑姐还没回房,所以我用墙上的开关熄了灯,才钻进帐子。
        电影散场,淑姐随大伙回宿舍。她推门要进屋,却推不开,发现门锁上了。她推呀,打呀,叫呀,喊呀,里面寂无声息。旁人听见了也跟来帮她叫门。人愈聚愈多。打门不应,有人用拳头使劲擂,有人用脚跟狠狠地蹬,吵闹成一片。舍监是个美国老处女,也闻声赶来。她说:“光打门不行;睡熟的人,得喊着名字叫醒她。”门外的人已经叫喊多时,听了她的话,更高声大喊大叫,叫喊一阵,门上擂打一阵,蹬一阵,踢一阵,有人一面叫喊,一面用整个身子去撞门。宿舍里的女生全赶来了,后楼梯上上下下挤满了人。
        曾和我同房间的同学都知道我睡觉特别警觉。她们说:“屋里有谁起夜,她没有不醒的,你从床上轻轻坐起来,她那边就醒了。”这时门都快要打下来了。门外闹得天惊地动,便是善睡的人,也会惊醒。况且我的脑袋就在门边,岂有不醒的道理,除非屋里有人是死了。如果我暴病而死,不会锁门;现在门锁着,而屋里的人像是死人,准是自杀。
        可是谁也不信我会自杀。我约了淑姐和我的好友和另几个女伴儿,明晨去走城墙玩呢,难道我是借机会要自杀?单凭我那副孙猴子“生就的笑容儿”,也不像个要自杀的人呀。自杀总该有个缘故,大家认为我绝没有理由。可是照当时的情形推断,我决计是死了。
        有人记起某次我从化学实验室出来时说:“瞧,装砒霜的试管就这么随便插在架上,谁要自杀,偷掉点儿谁也不会知道。”我大约偷了点儿砒霜吧?又有人记起我们一个同学自杀留下遗书,我说:“都自杀了,还写什么遗书;我要自杀就不写了。”看来我准也考虑过自杀。
        这些猜测都是事后由旁人告诉我的。她们究竟打门叫喊了多少时候,我全不知道。因为一声也没有听见。料想她们大家打门和叫喊的间歇里,是有时间如此这般的猜想并议论。
        当时门外的人一致认为屋里的人已自杀身亡,叫喊和打门只是耽误时间了。舍监找了两名校工,抬着梯子到我们那房间的窗外去撬窗。梯子已经放妥,校工已爬上梯子。门外众人都屏息而待。
        我忽然感到附近人喊马嘶,好像出了什么大事,如失火之类,忙从枕旁摸出床上开关;可是电灯不亮,立即记起我是在等待淑姐同房,待在墙上开关熄灯的。我忙把床上开关再一下还原,拉开帐子,下地开了电灯。我拉门不开,发现门锁着,把钥匙转了一下,才把门拉开。门缝里想必已漏出些灯光。外面的人一定也听到些声响。可是她们以为是校工撬开窗子进屋了,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。忽见我睡眼惺忪站在门口,惊喜得齐声叫了一声“哦!”
        一人说:“啊呀!你怎么啦?”
        我看见门外挤满了人,莫名其妙。我说,“我睡了。”
        “可你怎么锁了门呀?淑姐没回来呢。”
        我说:“我没锁啊!”
        屋里只我一人,我没锁,谁锁的呢?我想了一想说:“大概是找糊涂了,顺手把门锁上了。”(可是,我“顺手”吗?)
        “我们把门都快要打下来了,你没听见?看看你的朋友!都含着两包眼泪等着呢!”
        我的好友和淑姐站在人群组,不在近门处,大概是不忍看见我的遗体。
        这时很多人笑起来,舍监也松了一大口气。一场虚惊已延持得够久了,她驱散众人各自回房,当然也打发了正待撬窗的校工。
        时间已经不早,我和淑姐等约定明晨一早出发,要走城墙一周,所以我们略谈几句就睡觉。她讲了打门的经过,还把美国老姑娘叫唤我名字的声调学给我听。我连连道歉,承认自己糊涂。我说可能熄灯的时候顺手把门锁上了。
        二天,我们准备走城墙,所以清早起来,草草吃完早点,就结伴出发,一路上大家还只管谈论昨晚的事。
        我的好友很冷静,很谨慎持重。男同学背后给她个诨名,称为“理智化”。她和我同走,和同伙离开了相当距离,忽然对我说:“你昨晚是没有锁门。”
        原来她也没看完电影。她知道我对电影不怎么爱看,从大礼堂出来望见星月皎洁,回宿舍就想找我出去散步。她到我门外,看见门已带上。我们那扇关不严的门带上了还留一条很宽的门缝,她从门缝里看见屋里没灯,我的帐子已经放下,知道我已睡下,就回房去了。
        我说:“你没看错吗?”
       “隔着你的帐子,看得见你帐子后面的纱窗。”——因为窗外比窗内亮些。如果锁上门,没有那条大门缝,决计看不见我的帐子和帐子后面的窗子。可是我什么时候又下床锁上了门呢?我得从褥子下拉开帐子,以后又得压好帐子的下围。这都不是顺手的。我怀疑她看惯了那条大门缝,所以看错了。可是我那位朋友是清醒而又认真的人,她决不牵强附会,将无作有。我又怀疑自己大考考累了,所以睡得那么死。可是大考对我毫无压力,我也从不“开夜车”,我的同学都知道。
        全宿舍的同学都不信一个活人能睡得那么死,尤其是我。大家议论纷纷,说神说鬼。
        据传说,我们那间屋里有“仙”。我曾问“仙”是什么个样儿。有人说:“美人。”我笑说:“美人我不怕。”有人说:“男人看见的是美人,女人看见的是白胡子老头儿。”我说:“白胡子老头儿我也不怕。”这话我的确说过,也不是在我那间屋里说的。难道这两句话就说不得,冒犯了那个“仙”?
        那天我们走完一圈城墙回校,很多人劝我和淑姐换个屋子睡一夜,反正明天就回家过暑假了。我先还不愿意。可是收拾好书籍衣物,屋里阴暗下来,我们俩忽然觉得害怕,就搬了卧具到别人屋里去胡乱睡了一夜。暑假后,我们都搬进新宿舍了。
        回顾我这一辈子,不论多么劳累,睡眠总很警觉,除了那一次。假如有第二次,事情就容易解释。可是直到现在,只有那一次,所以我想大概是碰上什么“仙”了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一九八八年八月
(注:《遇仙记》收于《杨绛文集》散文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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